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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股票配资平台寓意通道转兵80周年

□雷健/文

“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这是《长征组歌•遵义会议放光辉》中的一段歌词。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其重要意义不用多讲。而这个伟大转折的发端则是少有人提及的通道会议及之后的通道转兵。

纪念馆大厅左墙上镌刻的通道转兵精神

6月26日，我和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丁振海从怀化奔赴通道侗族自治县参观通道会议纪念馆和通道会议会址，寻访90年前的红军足迹，缅怀为中国革命抛洒热血的先烈。

通道县溪镇，罗蒙山的群山簇拥着见证长征伟大转折的通道转兵纪念馆。纪念馆和纪念广场建于2014年，于2014年12月12日，在通道会议召开80周年这天正式开放。广场上耸立着通道会议五位参与者的巨大雕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雕像后是80级上行台阶，通往“通道转兵纪念馆”，寓意通道转兵80周年。

通道转兵纪念广场上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雕像

纪念馆大厅正面有一组红军战士的雕像，左面墙上有一行大字，“通道转兵，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一语道出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史和中共党史中的重要地位。随着讲解员的讲解，通道会议及其后的通道转兵的历史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中央军和湘、粤、桂军的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后进入通道县境。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时的8.6万人，此时锐减至3万人。红军战士的遗体雍塞了湘江，染红了河水，一时竟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之说。

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来到通道，准备按离开苏区时的计划，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12日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收到一份标注为“火急”的国民党军部署情报，情报显示，国民党中央军和湘、粤、桂军的20万人马已在通道以北构筑了四道碉堡封锁线，追兵也已迫近通道。国民党军已张网以待，准备围歼中央红军。通道会议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召开了。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称通道会议是一次“飞行会议”。

事起仓促，会议事前没有任何准备，也没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以至后来连会议会址和参加人数都有多种说法，会址最普遍的说法是两种，县溪镇旁的恭诚书院和县城边一户正准备办婚礼的一户农家院里。参会人员一说6人，一说7人。6人说是李德、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7人说加上了朱德。王树增的《长征》一书采用6人说，通道转兵纪念馆和电影《通道转兵》采用7人说。

会议一开始，李德就阐述他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说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一开始就确定的路线。毛泽东当即发言说，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不是秘密，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在北上方向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他建议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

当时李德正在打摆子，表达完意见后他就退场了。剩下的人员讨论了毛泽东的建议，很快达成一致：中央红军放弃北上计划，转头西向，进入贵州。当晚7时，中革军委给各路军团发出一份非同寻常的电报，命令各路红军转头向西进，进入贵州。这封电报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为它的等级和落款。当时，红军的电报分为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五个等级，落款通常为“朱周”或“朱周”。而这电报是中央红军从战略转移至通道前后35封电报中唯一一封用的是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落款是“军委”的电报，说明转兵西进贵州是一个重大军事决策，已是迫在眉睫，容不得半点耽搁。电报中还明确相关部队“应相机进占黎平”。

通道会议就这样扭转了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也许，与会者还没有意识到，通道会议已为34天后举行的遵义会议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纪念馆里有一张李德的《中国纪事》一书里关于通道会议的回忆的影印件。他在会议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情况和结果。周恩来显得“有些激动”：“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一向以沉静稳重著称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些激动”？我在脑海里快速梳理中共党史，似乎找到了使周恩来“有些激动”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次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重新参与中央红军的军事决策；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开始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

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德国共产党，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往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李德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博古等人不仅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而且全面执掌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1933年9月，将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李德。1934年5月，更是确定成立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李德成了说一不二的太上皇。而通道会议则第一次集体否决了他的意见。

1931年，左倾错误路线在苏区开始泛滥。这一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撤销了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再次受到批评，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调回后方工作，不能与闻中央政治、军事决策。通道会议毛泽东被请了回来，在被晾了两年之后重新参与中央军事决策，而且会议通过采纳了他转兵西进行贵州的建议。三人团中，李德、博古不会请他参会，邀请应该来自周恩来。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成立伊始，就始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展工作。通道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控制，排除外来压力，独立自主地自己解决问题。当然，这里有个重要原因：1934年10月，承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中共上海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电台和机要人员全部损失，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而全部中断。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创造了条件。

我突然想起纪念馆大厅左墙上镌刻的通道转兵精神：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

正是这次通道会议，为之后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我想，周恩来“有些激动”，是因为他已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犹如在破晓时分看到了呼之欲出的晨曦。

果然，6天后的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重申了通道会议的决定；34天后的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中国革命从此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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